（校新闻中心学生记者团 黄佳铁 吴梦帆 报道）一位是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当代华语作家之一
——余华。
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
两位大师，一场对话。10月20日晚，精业楼报告厅“尖峰论坛”第34讲的现场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异常火爆。这是一场作家与学者的对话，这是一场关于“文学问题”的论坛。
文学有没有面临危机？
■ 余华说文学危机：
“以我的角度看来，现在是文学最好的时代。”
余华一开口便语出惊人，他说虽然全世界，包括在中国大家都说文学面临危机，但在他看来，现在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
成名于80年代末的余华谈到自己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想法：“80年代的文学不正常，受到社会的宠爱，很多作品经不起大风大浪。因此变得较弱。而今天的文学则受到社会的歧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学只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而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学面临危机，都在对已有的文学表示深深的不满，对作家表示不满的时候，对文学评论家表示不满的时候，真正伟大的作品才将要产生。余华用“绝处逢生”来总结这种状态，他说，今天的文学就到了这个路口。
文学是生活的现实还是艺术的现实？
■ 陈思和说《兄弟》：
“改革开放20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出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余华这样感天动地地写文革，谁也抓不住把柄。”
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有着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一连串头衔的陈思和，给了师大学子一个不小的意外。“原来他还这么年轻啊！”不少同学感叹到，但让同学们更感叹的还是他深入浅出的演讲。他认为从5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政治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慢慢背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那时对现实主义的定义由原来的热烈真诚地投入社会现实，从自我感受出发来判断社会。”而到了50年代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90年代，文学进入真空状态，作家开始为生活的本质去创作，抛弃了以往的宏大叙事，转而写更为内心的生活，比如《上海宝贝》的作者卫慧，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议。中国的文学也由“听交响乐”的状态进入到“无名”的状态。
“《兄弟》下卷出来的时候，我被震撼了。”陈思和说自己会去评论、研究的作者很少，余华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他的小说《兄弟》，他更有很高的评价。“改革开放20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出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余华用这样感天动地地写文革，谁也抓不住把柄。”这也同时证明了新世纪的文学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恢复到与生活非常和谐的关系。
余华接过陈思和的话题，谈起了自己的作品。他说以前有很多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你的书没有在中国被禁止？”他回答说，无论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在细雨中呼喊》，我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人生都包含在生活中，只要把生活写了，什么都有了。作家表达生活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能够使文学具有神秘的力量，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的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感受。
什么才是好的文学？
■ 余华说象征：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什么才是好的文学？余华援引美国一个批评家话说，“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他举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它在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教会了我要去写生活。”他认为海明威就是写了一片海、一个老人、一段生活，远不是当时美国评论家对《老人与海》从象征主义角度的分析。“但海明威写出一个实在的老人，就象征着无数的东西。”
陈思和对余华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的骨子里就是象征。”他说，当作家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表达自己对于生活丰富的感受时就把生活模模糊糊地写出来，艺术的象征就出现了，文学就产生了。他举了王安亿的小说《长恨歌》为例，认为小说实际上写出了40年代的假装怀旧假装爱上海的人，也表现了王安亿对上海的繁华发展的悲观看法。“好作品被人传说，很大的原因在于它有很深厚的象征意义。”
同学们聚精会神“消化”
——余华。
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
两位大师，一场对话。10月20日晚，精业楼报告厅“尖峰论坛”第34讲的现场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异常火爆。这是一场作家与学者的对话，这是一场关于“文学问题”的论坛。
■ 余华说文学危机：
“以我的角度看来，现在是文学最好的时代。”
余华一开口便语出惊人，他说虽然全世界，包括在中国大家都说文学面临危机，但在他看来，现在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
成名于80年代末的余华谈到自己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想法：“80年代的文学不正常，受到社会的宠爱，很多作品经不起大风大浪。因此变得较弱。而今天的文学则受到社会的歧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学只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而当大家都在谈论文学面临危机，都在对已有的文学表示深深的不满，对作家表示不满的时候，对文学评论家表示不满的时候，真正伟大的作品才将要产生。余华用“绝处逢生”来总结这种状态，他说，今天的文学就到了这个路口。
■ 陈思和说《兄弟》：
“改革开放20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出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余华这样感天动地地写文革，谁也抓不住把柄。”
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有着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一连串头衔的陈思和，给了师大学子一个不小的意外。“原来他还这么年轻啊！”不少同学感叹到，但让同学们更感叹的还是他深入浅出的演讲。他认为从5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政治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慢慢背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那时对现实主义的定义由原来的热烈真诚地投入社会现实，从自我感受出发来判断社会。”而到了50年代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90年代，文学进入真空状态，作家开始为生活的本质去创作，抛弃了以往的宏大叙事，转而写更为内心的生活，比如《上海宝贝》的作者卫慧，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议。中国的文学也由“听交响乐”的状态进入到“无名”的状态。
“《兄弟》下卷出来的时候，我被震撼了。”陈思和说自己会去评论、研究的作者很少，余华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他的小说《兄弟》，他更有很高的评价。“改革开放20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出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品，余华用这样感天动地地写文革，谁也抓不住把柄。”这也同时证明了新世纪的文学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恢复到与生活非常和谐的关系。
余华接过陈思和的话题，谈起了自己的作品。他说以前有很多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你的书没有在中国被禁止？”他回答说，无论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在细雨中呼喊》，我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人生都包含在生活中，只要把生活写了，什么都有了。作家表达生活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能够使文学具有神秘的力量，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的读者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感受。
■ 余华说象征：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什么才是好的文学？余华援引美国一个批评家话说，“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他举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它在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教会了我要去写生活。”他认为海明威就是写了一片海、一个老人、一段生活，远不是当时美国评论家对《老人与海》从象征主义角度的分析。“但海明威写出一个实在的老人，就象征着无数的东西。”
陈思和对余华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的骨子里就是象征。”他说，当作家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表达自己对于生活丰富的感受时就把生活模模糊糊地写出来，艺术的象征就出现了，文学就产生了。他举了王安亿的小说《长恨歌》为例，认为小说实际上写出了40年代的假装怀旧假装爱上海的人，也表现了王安亿对上海的繁华发展的悲观看法。“好作品被人传说，很大的原因在于它有很深厚的象征意义。”
编辑： 宣传部
